熱浪來襲時你該去上班嗎？高溫會降低你的生產力，並拖累GDP

歐洲正在融化：自五月下旬以來，一場破紀錄的熱浪持續席捲歐洲大陸，巴黎氣溫達到38°C，倫敦33°C，柏林與之持平。預計在熱浪消退之前，將有數千人罹難。儘管擁擠的噴泉旁人潮洶湧、學校停課的畫面佔據了各大頭條，但經濟損失已在悄然累積，而大多數雇主和政策制定者幾乎尚未開始正視這一問題。

事實上，若熱浪持續惡化，安聯估計僅法國、義大利、德國和西班牙四國，到2030年因高溫造成的GDP累計損失恐高達6,380億美元，主要驅動因素是勞動生產力下降和降溫成本激增。

「高溫影響一切，從參加重要考試的學生到工人，」賓州大學沃頓商學院勞動經濟學家、《緩慢燃燒：氣候暖化的隱性代價》（Slow Burn: The Hidden Costs of a Warming World）一書作者R. Jisung Park表示。「工業事故，不勝枚舉。」

高溫對經濟的影響隨處可見。歷史數據顯示，紐約市公立學校學生在華氏90度（約32°C）的天氣下參加高中畢業考試，通過率比在華氏65度（約18°C）天氣下低約10%。

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的工人，在華氏高80度（約攝氏26至31度）或以上的天氣裡，發生重大傷害或事故的可能性高出5%至45%。即便是在全球空調最普及的國家之一——美國，高於平均氣溫的年份也會導致美國學生的學習成效和人力資本積累低於平均水準，這一現象體現在PSAT成績上，研究人員將其描述為一種極度不平等的影響。

高溫無處不在

多年來，高溫與經濟產出之間的關係更多停留在直覺層面，而非數據層面。Park指出，這一觀點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近代則有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他將空調視為這個熱帶城市國家創造經濟奇蹟的秘訣。

「我們現在知道，不僅氣候較熱的地方平均而言要貧窮得多——這一點我們已知曉一段時間——而且在許多情境下，高於平均氣溫的年份往往帶來低於平均水準的GDP增長和整體產出，」Park說。

經典研究發現，就全球整體而言，氣溫每高於平均水準攝氏一度，人均GDP平均增長率就會降低0.7%至1.3%。

誠然，這一影響並不均勻，一些極寒地區或許能從邊際升溫中獲得些許好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但對世界大多數地區而言，尤其是對毫無準備的國家和企業來說，對GDP的衝擊顯然是向下的。

Park表示，對經濟損害最大的高溫並非那種破紀錄的極端高溫，而是漸進式的升溫。「當出現如此前在歐洲所見的華氏100度（約38°C）破紀錄熱浪時，高溫確實會引發廣泛關注，」他說。「但數據實際上顯示，大部分損害是以隱性方式造成的，發生在頻率遠更高的非極端高溫事件期間。這些事件似乎並未引起我們的注意。」

華氏高70度至低80度（約攝氏25至28度）的天氣才是累積性拖累的來源所在。「即便是華氏80多度（約攝氏27至32度）的天氣，也會對工人生產力、學生表現和工作場所事故等方面產生微妙但可量化的影響，」他說。「這些影響可能會不斷疊加，因為這樣的天氣遠比極端高溫更為普遍。」

推動行為改變

這個問題與氣候的關係較小，更多涉及基礎設施。Park舉例說明，西雅圖一個華氏90度（約32°C）的高溫天造成的死亡人數遠多於休士頓同等溫度的天氣，原因不在於高溫更嚴峻，而在於休士頓整個實體和制度體系都是圍繞應對高溫而建立的。「像休士頓這樣的城市對高溫的適應能力要強得多，」Park說。

哪些具體措施有效（家用空調、工作場所空調、高溫預警系統、醫療基礎設施、交通運輸）仍是積極研究的課題。「是某些因素的綜合，使得像休士頓這樣的地方對高溫的適應能力強得多，而西歐大部分地區對高溫的適應能力則相當有限，部分原因在於當地向來不太炎熱，」他說。德國、法國、荷蘭和英國歷史上每年氣溫超過華氏90度（約32°C）的天數均為個位數，而休士頓至少有100天。「如今這個數字正在緩慢攀升，」Park說。

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的數據，80%至90%的美國人家中裝有空調。而在德國，這一比例約為19%——隨著該國快速安裝製冷設備，這一數字較兩年前幾乎翻了一倍——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英國只有約5%至7%的家庭裝有空調。

歐洲央行的一份最新工作報告發現，單一極端高溫天氣日會使德國未來12個月的GDP增長率降低0.2至0.3個百分點，而在對高溫更為適應的西班牙和義大利，這一影響則相對較小。

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2006年的一項統合分析發現，生產力在22°C（72°F）左右達到峰值，氣溫每超過25°C一度，生產力約降低2%。

「試想一下，當氣溫達到攝氏30多度時，德國、瑞典、英國等國家的情況——工作還是得照做，但空調卻遠遠不夠，」Park說。

職場生產力放緩

就企業而言，Park表示高溫暴露風險應該成為一個重要的討論議題。「我很好奇，有多少企業能夠立即告訴你，他們的員工中有多大比例每天暴露在高溫環境中，又有多大比例不受高溫影響，」他說。「他們有沒有進行過這樣的評估？一些企業可能有，但許多企業可能沒有。這一比例的高低，將直接影響你的利潤表現。」

高溫對工人生產力的直接衝擊，就如同對物流供應鏈的衝擊一樣。「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你的物流運營效率可能受到高溫的影響，」Park說，並以航班延誤為例。研究顯示，高溫會同時增加主要機場的延誤和取消航班數量。這主要是人為因素所致：行李搬運員、地勤人員、加油人員——這些工人在高溫天氣下更容易請病假、更容易受傷、在滾燙的停機坪上工作效率也更低。此外，跑道本身在超過某一物理臨界溫度後也會無法正常使用。「一些機場的適應能力比其他機場更強，」Park指出，「這說明我們確實可以採取一些措施來改善這一狀況。」

顯然，這一影響在高度依賴運輸和物流的全球化經濟中尤為突出。「高溫實際上可能是造成損失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你可能根本沒有意識到這與高溫有關，」Park說。「或許部分是由這類不斷累積的干擾所驅動。一滴、一滴、再一滴。」

此外還存在另一個問題：坐在配備完善空調辦公室裡的白領工人，與廚房、倉庫和建築工地上承受全部熱負荷的工人之間的落差。「差異性很大，不平等現象也很嚴重，」他說。「白領工人受到的影響通常有所不同，但正如我們在歐洲所見，根據基礎設施條件的不同，白領工人同樣難逃高溫的衝擊。」

當前，部分歐洲政府正在勸阻民眾使用空調，電網也難以承受新增的製冷需求，氣候目標與適應需求之間的張力日益加劇。「這恰恰說明了氣候變遷如此頻繁地被當作一個意識形態和政治問題討論，而非務實、實際的經濟問題所帶來的危害，」他說。「結果就是，當存在一個可以說更為務實的中間立場時，我們卻將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攪和在一起。」

「讓我們保持客觀、以數據為導向、聚焦於決策。數據告訴我們，如果你關心民眾的生計，如果你關心保護人的生命，如果你關心經濟生產力，那麼就應該至少正視極端氣溫影響所有這些人類福祉的潛力。」他的建議是什麼？「在疊加意識形態之前，先從數據告訴我們的出發。」

「改變可以在重大災難發生後被動應對，也可以主動超前部署，」他說。「我希望我們能夠選擇後者，通過轉變視角來實現——不僅將氣候變遷視為一個遙遠的環境問題或意識形態政治問題，也將其視為一個已然影響我們日常生活的、非常現實的、實際的經濟問題。」

本文最初刊載於Fortune.com